韩国股市跌宕、财富分配失衡，AI 时代如何改写经济分配、保障公共收益？
首尔交易所挤满“蚂蚁”
本周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如惊跳心电图，6 月 8 日黄仁勋宣布与 SK 海力士合作后，韩国股市暴跌 8%触发熔断，9 日反弹向上熔断，周三又 5%盘中暴跌触发停牌。全球股市也在经历 AI 浪潮冲高后的急速下坠。股市散户的冲动反映变革焦虑，AI 创造的财富分配问题亟待解决。
韩国人把散户投资者称为“蚂蚁”。过去几年，韩国散户大量入市成社会景观。截至 2025 年底，韩国上市公司股东约 1460 万，超 99%为个人投资者，三星电子股东约 460 万。普通人炒股是因工资难追资产价格、储蓄难抵御通胀、正常职业路径难完成阶层跃迁。
韩国因两大内存巨头享受 AI 红利，今年 5 月出口额同比暴增 53.2%，但经济火热并非人人受益。2026 年一季度，韩国前 20%高收入群体收入是后 20%低收入群体的 6.59 倍，创 2020 年以来最高纪录，且前 20%家庭也未跑赢 GDP。今年一季度，前五大企业占出口总额 43.5%，较去年同期提高 14.8 个百分点，SK 海力士员工今年人均有望拿约 7 亿韩元奖金，明年或翻倍。
韩国普通工薪阶层退休替代率长期偏低，约 31%，60 岁以上老人大量借钱炒股。劳动收入增长慢、资产价格上涨，让普通人有被抛下的恐惧。股市成“蚂蚁”追赶“大象”的最后指望，但资本市场机构淘汰散户，AI 发展让大型专业机构更具投资优势，普通人易成技术红利末端、风险前端承担者。
技术会创造新岗位，但不再创造新中产？
有一种观点认为技术革命消灭旧岗位会创造新岗位，短期内适用，但 Anthropic 呼吁停止前沿 AI 研发，这种情况能持续多久未知。
过去两百年技术革命与人类社会关系：工业革命摧毁传统手工业，创造工厂等；电气化改变生产组织方式，催生石油等行业；计算机革命淘汰部分岗位，创造程序员等岗位。每次技术革命虽残酷，但大体遵循旧岗位被替代、新岗位被创造的逻辑。
不过，工业革命早期有血汗工厂等问题，计算机革命也制造了新的不平等。马克思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存在“中间阶层”，20 世纪发达国家形成庞大中产阶层。但 AI 放大了资本主义底层问题，它进入智力劳动领域，2026 年 1 - 5 月美国就有 87714 人因 AI 相关原因被裁员。
AI 能完成多种智力工作，且可能在智力上超过人类专家。很多人讨论 AI 时代创造最多的岗位是蓝领，但大部分发展中国家蓝领难参与。AI 时代与过往技术革命最大区别是可能创造更多财富，但未必创造更多中产，传统“多读书、多学习、提高技能”路径不再能保证多数人分享技术红利。
AI 唤回消费不足的幽灵
AI 是伟大发明，探讨人类应对 AI 挑战，并非反对其发展。担心 AI 不创造更好工作机会，不意味着不创造更好生活，改变经济分配方式可让分配与工作不再强绑定。
工业时代社会分配基于生产资料所有权，但劳动者技能也重要，分配尚不过度失衡。AI 时代，谁拥有先进芯片，谁就拥有强大智力劳动技能，生产资料和劳动技能所有权趋于统一，掌握在 AI 巨头企业所有者手中。
英伟达等企业构成 AI 时代资产地图，技术革命早期收益体现在这些公司市值等方面，全球散户抢购其股权。应重新讨论这些企业利润分配方式，因为贫富分化会降低社会消费能力，引发经济危机。改写基于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分配方式是当代经济学无法回避的课题。
公共资源应当被如何定价
AI 革命并非完全由自由市场自发完成，先进制程芯片、数据中心、云基础设施、基础研究、AI 模型训练等都依赖公共资源。
韩国内存产业受益于公共资源支持，20 世纪 70 年代韩国政府将电子工业列为重要方向，1983 年启动“半导体产业培育计划”，1984 年与四大财阀启动联合研发项目。政府支持是三星取代日本存储芯片制造商领先地位的重要原因。
三星和 SK 海力士在 AI 内存市场的统治地位有公共资源投入的基础，社会有理由追问收益应否以制度形式回到公众手中。数据定价也是大模型公司和算法平台企业面临的灵魂拷问。企业虽有贡献，但 AI 和先进半导体产业资本密集，创造就业有限，税收可能用于补贴企业等，收入和财富分化加剧。公共财政可能陷入循环，公众直接收益低于资本所有者。AI 时代需要更强国家能力，产业政策应服务于社会分配，公共部门应拥有收益索取权。
从税收到股权：公共收益权的重新设计
传统国家参与分配靠税收，但面对 AI 时代可能不够。AI 企业和跨国科技公司税务规划能力强，技术革命早期收益体现为资产价格上涨，政府还可能提供税收优惠削弱征税能力。
公共收益应包括事前权益安排，政府向战略企业提供支持时可要求获得股权等。这是成熟的公共投资逻辑，有成功案例。政府可建立“AI 公共收益基金”或“技术红利基金”，接受公共支持的项目应向基金贡献收益，基金收益用于全民福利和劳动者过渡保障，甚至可发展为“社会股息”。
AI 时代关键问题是政府代表谁干预市场，过去工业革命靠社会制度调整提升人类福祉，AI 时代可能需要类似规模的制度修正。韩国总统秘书室政策室长金容范提出建立“公民红利”制度，韩国副总理裴庆勋也有相关言论，但在韩国这类言论政治上不太正确。借助 AI 变革契机，让国家从“再分配者”向“共同所有者”迈进是人类经济组织形式的重大胜利，制度进化应成为主动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