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社会对劳动所产生的效用增量形成的局部共识

价值：社会对劳动所产生的效用增量形成的局部共识

在探讨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时，“价值是什么”始终是一个无法绕开的根本追问。传统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认为，商品的价值由生产它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这是一种凝结在商品中的、客观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实体。然而，这一经典理论在面对当代经济现象，尤其是数字劳动、平台经济和人工智能的冲击时，显露出解释上的困难。一个更贴近现实的视角是：价值并非是客观属性，它是社会属性，是社会对劳动所产生的效用增量的局部共识。

这一判断的基础在于对“效用”与“价值”的严格区分。效用，即使用价值，是客观属性。一个人吃果子能饱腹，一只狗、一只猫吃果子同样能获取营养，这种满足生物需求的属性具有“物种平移性”，它独立于任何社会形态、文化或人的主观意志，属于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然而，价值完全不同。一个人认为一个果子值一元钱，或者值一个贝壳，这种认知无法平移给动物。猴子不会理解货币，也不会用它去交换另一只香蕉。价值没有物种平移性，它纯粹是人类社会在特定历史阶段（即商品生产社会）的产物，是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物化形式。离开了人类社会的交换活动和对一般等价物的共同信念，价值便不复存在。

由此，我们可以重新理解马克思的“抽象劳动”概念。农民锄地和工人开机床在物理上是截然不同的具体劳动，社会之所以能将它们通约为“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时间”，依靠的并非生理学上的能量消耗测量，而是一套复杂的、动态的社会转换系数。这套系数本身就是社会共识的体现。在农业社会，共识可能认为农民的劳动更“重要”，其转换系数就高；在工业社会，共识转向工人的技能，系数也随之调整。所谓“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从来不是一个纯粹客观的物理量，而是价值判断的社会结晶。因此，价值的本质是社会属性，它形成于不同群体在特定时空下，通过博弈、协商甚至权力斗争所形成的局部共识。这个共识决定了何种效用增量是值得被认可的，以及它值多少一般等价物。

基于此，我们对经济活动的分析焦点也需要转移。剥削不再仅仅发生在生产领域中对剩余劳动时间的占有，更深层的剥削表现为对价值实现渠道的控制和对共识内容的扭曲。谁掌握了定义“什么是有效劳动”的权力，谁能够垄断“效用增量被社会认可”的通道，谁就拥有了不依赖于直接生产占有的剥削能力。这种视角能够更清晰地解释当代社会中平台算法对零工劳动者的定价权、品牌符号价值的形成，以及诸多非物质劳动的价值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