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公司最初在地下室起步，只有四个人，如今年收入超过十亿英镑。另一家公司由前 Citadel 内部人士创立，给实习生的薪水比大多数人一个月的收入还高。 这就是 Radix Trading 和 Quadrature Capital 的故事。
伦敦有一家公司，但没人谈论它。
它的办公室配备健身房、海滩主题会议室、音乐课程，以及内部人士所描述的近乎刻意营造的、类似邪教般的氛围，旨在让员工感到无比舒适，以至于离开似乎毫无意义。 该公司支付给全职员工的年薪约为每人 280 万英镑。 它最近从谷歌 DeepMind 聘请了一位总监，而 DeepMind 正是 Gemini 背后的工程师培训机构。 这家公司由五位创始人创立，他们于 2008 年悄然离开另一家神秘公司，他们的汽车被安装了追踪器，受到外部人员的监视，经历了一场持续六年的诉讼，最终却奇迹般地将他们的小小“叛逆”发展成为伦敦最赚钱的交易公司之一。
那家公司是 Quadrature Capital。 除了量化金融领域之外，几乎没人听说过它。
大约 6000 英里以西，在芝加哥河畔北区的一座玻璃大厦里， 坐落着另一家公司，它几乎从未出现在新闻报道中，除非它意外地卷入联邦诉讼。 这家公司的创始人曾将城堡投资集团（Citadel）的高频交易部门的年利润从 7500 万美元增长到 11.5 亿美元，而这仅仅用了三年时间。根据 Levels.fyi 的数据，该公司是全球实习生薪酬最高的公司，周薪高达 7300 美元。它拥有约 178 名员工，业务遍及三大洲的主要电子交易市场。根据 Glassdoor 2025 年的评论，该公司的企业文化被描述为“出乎意料地友善”，并且不存在“有毒的男子气概”。此外，其团队成员几乎全部来自学术界，包括教授、博士后和博士，而非其他交易公司。
这家公司是 Radix Trading 。 它的运作极其低调，以至于它首次公开露面是在针对币安的联邦诉讼中主动表明自己是“交易公司 A”。
我花了大量时间思考这两家公司所代表的意义，它们不仅仅是交易机构，更像是一面镜子，映照出金融行业虚伪的本质。Radix 和 Quadrature 的故事，讲述了剥去彭博终端、交易大厅的神话和电视评论之后，精英量化金融的真实面貌。
它看起来是这样的：规模小、安静、利润丰厚，而且对于它正在从内部重塑的世界来说，它完全隐形。
Quadrature 的起源堪称现代金融界最非凡的创业故事之一，原因恰恰在于它并非源于雄心壮志，而是源于冲突。2008 年，英国量化研究公司 G-Research 的五名员工集体离职，另起炉灶，创立一家新公司。G-Research 以其出了名的神秘文化而闻名。G -Research 的反应并非表示祝贺。该公司最初威胁要采取法律行动，随后在 2011 年正式提起诉讼。 诉讼文件明确指出，并没有直接的窃取行为，但 G-Research 的论点更具哲学意味：这五名前员工在 G-Research 的生态系统中磨练出了量化交易技能，他们创建的任何新系统都必然会带有这种知识基因。
这五名原告中的一些人后来在法律文件中声称，他们在此期间发现自己的车上被安装了追踪装置，并注意到自己被外部人员跟踪。该诉讼一直持续到2014年，最终以保密条款达成和解。
五位创始人历经种种磨难，最终打造出如今这家公司。截至 2024 年 1 月的十二个月内，公司营收约为 5.88 亿英镑。到 2025 年 1 月结束的财年，营收已达约 12.2 亿英镑，一年内增长 108%。 这家公司只有 173 名员工。 如此惊人的人均营收数字，乍看之下令人难以置信，但当你了解 Quadrature 的实际运作方式后，便会豁然开朗。
该公司将其目标描述为构建所谓的“终极自动化交易业务”。它将机器学习与高性能计算相结合，旨在识别流动性强、可电子交易的资产类别中的定价效率低下问题，并且据其自身所述，所需的人工干预相对有限。支撑这一业务的基础设施规模庞大。 截至 2025 年中期，Quadrature 运营着超过 20,000 个 CPU 核心、2,000 个 GPU、500TB 的内存和 10PB 的存储空间。这意味着每位员工平均拥有超过 11 个 GPU。作为对比，全球技术最先进的交易公司之一 Jane Street，拥有超过 5,000 个 GPU，员工人数约为 3,000 人。
Quadrature 不是在搭建一个交易台，而是在打造一台机器。
Quadrature 近期聘请了曾任 DeepMind 工程总监、负责构建 Gemini 实验和研究平台的 Salvatore Scellato 担任研究技术主管，这预示着该公司未来的发展方向。Quadrature 并非在悄然进行整合，而是以一种深思熟虑的方式积极拓展人工智能研究领域，这表明其下一阶段的产品将与上一阶段截然不同。
Radix Trading 的故事则源于同一幅画卷中的另一条线索。
本杰明·布兰德和迈克尔·劳赫曼于 2012 年创立了 Radix。 布兰德此前曾领导 Citadel 的高频交易团队，并经历了该公司历史上最盈利的扩张时期之一。 劳赫曼曾担任 GETCO 的首席技术官，GETCO 是电子做市领域的先驱，最终被 KCG Holdings 收购。 他们共同打造 Radix 的初衷并非是复制他们之前的工作模式，而是刻意将其打造得规模更小、风格更独特的公司。
这家公司自称不是一家交易公司，而是一家以技术为驱动、通过交易实现盈利的研究公司。这种定位远比听起来重要。 大多数量化交易公司以交易为核心，并利用研究来支持交易。而 Radix 则以研究为核心，并利用交易来资助更多的研究。 这种颠覆性的模式彻底改变了思想的传播方式、人们的协作方式以及竞争优势的来源。
其招聘理念正是这一理念的延伸。Radix 不从其他交易公司招聘人才，而是从高校招募，目标群体包括数学、物理、计算机科学、统计学和电气工程等领域的教授、博士后研究员和博士生。该公司采用一种自称为“黑客式”的方法来测试想法，放弃任何耗时且收益甚微的项目，专注于那些能够最快创造最大价值的项目。2025 年的员工们描述了一种每周工作 40 至 50 小时的企业文化，在高频交易的背景下，这种工作时长恰恰因其克制而显得尤为引人注目。
在 CFTC 的诉讼案中，Radix 意外地成为币安三家 VIP 客户之一，这揭示了该公司的影响力，甚至连芝加哥的交易圈都未曾充分意识到这一点。Radix 与 Jane Street 和 Tower Research Capital 一起，通过离岸关联公司和一家主经纪商，活跃于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之一。它与规模是自身十到二十倍的公司共享这一市场，这足以说明，如果 178 名拥有完善研究体系的员工能够专注于自身业务，而无需分心管理外部资金或为投资者服务，他们能够取得怎样的成就。
Radix 不接受外部投资。Quadrature 在任何传统意义上也不接受外部投资。
每当我思考这些公司与那些在量化金融领域更知名的公司有何不同时，这个细节总会浮现在我的脑海中。不接受外部资本不仅仅是一种商业结构选择，它更体现了一种理念：当你只需对自身想法的质量负责时，你无需对任何人负责，这便能成就怎样的事业。每一分收益都留在系统内，模型的每一次改进都会产生复利效应而不会被稀释。分享成功经验的动力——这会立即削弱优势——根本不存在，因为那些会从分享中获益的人，恰恰也是会因此蒙受最大损失的人。
这是将保密作为竞争优势的架构，而且这两家公司都在结构层面而非文化层面构建了这种架构。
伦敦围绕 Quadrature 等公司所发生的变化本身就是这个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今，伦敦聚集了一批量化交易机构，而世界上大多数金融媒体几乎完全忽略了这一点。XTX 、Qube 和 Quadrature 近年来各自的营收都超过了 10 亿英镑，这凸显了伦敦作为全球量化交易中心的地位日益提升。 与传统交易部门相比，这些公司依靠机器学习、高性能计算和数据驱动模型来识别定价效率低下之处，而人工干预则相对较少。 支撑这项工作的基础设施也持续吸引着来自帝国理工学院、伦敦大学学院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等机构的人才，这些机构培养的数学家们将市场视为物理问题来分析。
芝加哥围绕 Radix 等公司正在形成的格局同样引人注目。这座城市的电子交易生态系统，由 GETCO、Citadel、DRW 和 Jump Trading 等公司历经数十年构建而成，形成了其他地方难以复制的独特人才密度。从这种环境中走出来的人才，对市场微观结构的理解远超大多数学术量化研究人员的水平。Radix 正处于这两个领域的交汇点，其创始人来自机构交易领域，而团队成员几乎全部来自学术界。
这种组合实属罕见。而且，就薪酬结构和公司文化而言，其结果显然也相当独特，以至于评论中用“出乎意料的友善”来形容它——在如今这个行业，这代表着真正的差异化。
在这两则故事中，我反复思考的问题是，它们究竟告诉我们，在现代金融市场中，价值是如何创造出来的。
传统观点认为，市场效率如此之高，算法参与者如此之多，以至于持续获得超额收益几乎不可能。任何优势都会被套利抹杀，任何信号都会变得拥挤不堪，随着越来越多的资金追逐相同的模式，任何策略最终都会失效。
Quadrature 公司拥有 173 名员工，年收入超过 10 亿英镑。Radix 公司支付给实习生的周薪比大多数专业人士的月薪还要高，业务遍及三大洲市场，员工人数约为 178 人。 这两家公司似乎都没有急于扩大规模、大量招聘员工或筹集外部资金的打算。
这些公司并非在有效市场中勉强生存。它们是发现了有效市场假说尚未涵盖的领域，并且对如何利用这些领域极其谨慎。
他们存在的意义中最有价值的启示并非在于他们所采用的具体策略。这些策略过去是、将来也永远是个谜。真正的启示在于结构层面：在一个拥有无限数据、无限计算能力和无限量化金融学术研究的世界里，真正的优势不在于算法本身，而在于孕育算法的研究文化。这种文化让合适的人能够就正确的问题进行公开合作，不受外部资本、内部政治斗争或迎合不理解其内容的观众的压力所干扰。
2010 年，伦敦一间地下室里的四个人打造了那样的环境。
一位前 Citadel 量化分析师和一位 GETCO 首席技术官于 2012 年在芝加哥构建了它的一个版本。
这两家公司现在所引领的市场，是它们的竞争对手都无法预见的。
那不是巧合，那是精心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