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创新药20年，站上全球产业洗牌暴风眼
一个城市的创新药产业集群如何从无到有，又如何在全球化临界点寻找自己的位置。
文｜徐鑫
编｜任晓渔
过去一年多，苏州是全球创新药产业版图中一个绕不过去的城市。
大额海外授权交易频繁传出，在中国高端制造走出去的背景下，它是一个标杆样本。
去年国内创新药企业的海外授权交易总额首次超越美国，全球占比49%，而苏州三家公司的金额占比就超过22%，在全国的城市里名列前茅。过去几个月苏州企业又不断传出授权消息。两周前，苏州的时安生物又与葛兰素史克签下最高10.05亿美元的授权协议，还创下非上市Biotech（生物科技公司）在国内小核酸药物对外授权中的新纪录……
但，这不完全是一个顺风局。
2026年，全球创新药行业正处于一个产业分工链条的微妙洗牌时刻。
跨国药企因专利悬崖可能面临仿制药吞噬巨额现金流。同时全球早期Biotech融资跌至十年低点，而中国的系统供给能力与效率成本优势让Biotech正成为海外巨头管线重要补充来源。这种快速崛起姿态让美国产业界系统重估中国的产业能力——STAT News在5月12日发表了一篇标题极其刺激的文章《制药和生物技术领袖正在摧毁自己的行业》，批评跨国药企对中国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巨头用并购中国Biotech来弥补自身研发能力的空洞，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产业被摧毁。
与海外重估中国创新药价值并关注供应链安全同步的是，国内资本市场则对大额BD交易的反应日益平淡。
苏州作为创新药产业的代表性城市，正好站在了这场全球产业分工洗牌的风眼。一批创新药企既是受益者，也被追问收益的可持续性以及在全球价值链上的位置。丰饶之后，机遇与暗礁并存。
这座二十年前在生物制药领域寂寂无名的城市，正成为观察一个产业集群从无到有，又如何在全球化临界点探索向上突破可能的窗口。
01
风眼里的BioTech
今年1月9日，梁子才带着他创立的瑞博生物站在港交所的敲钟台上。
十八年前，从海外回国在苏州独墅湖畔租下实验室时，梁子才押注的是一个当时在中国几乎没有人在做的方向——小核酸药物。
这个赛道的全球领跑者Alnylam，从成立到第一个产品获批上市，花了整整十六年，中间经历过多次资本撤离和管线折戟。
而瑞博生物的上市招股书里也写下了这十八年长跑的曲折和投入——瑞博2023年净亏损4.37亿元，2024年亏损2.81亿元。2025年上半年仍亏9777万元，两年半累计亏损超过8亿元。同时瑞博至今没有一款商业化上市产品，推进最快的自研管线RBD7022启动中国III期临床不久，距离真正上市销售仍需时日。
不过就像梁子才在公开演讲中多次呼吁的那样，小核酸药物正日益走入大众视野，堪称当下生物医药领域的“顶流”，瑞博的对外授权收入成绩单也在刷新。
2月11日，瑞博宣布与美国Madrigal达成全球独家许可协议，基于自研的RiboGalSTAR™平台合作开发六款针对MASH（代谢功能障碍相关脂肪性肝炎）的siRNA疗法，交易总额高达44亿美元，首付款6000万美元。加上此前与勃林格殷格翰超20亿美元、与齐鲁制药超7亿元人民币的合作，瑞博的BD交易累计总额已超过60亿美元。
但资本市场并不太感冒。2月瑞博生物股价连续下跌，交易公布当日上涨但之后又继续下跌，3月跌破发行价。
从港股上市到跨国药企巨头的独家许可协议到二级市场破发，瑞博生物的价值被放在了完全不同的坐标体系下审视。
港交所的18A机制为未盈利的创新药企业打开了上市窗口，承认了创新的资本价值；而跨国药企对有望走向收获期的小核酸药物抛出了橄榄枝的同时又在严格控制风险，毕竟首付款相比交易总额不足十分之一，6000万美元首付款相对于44亿美元总额不足1.5%，动脉网统计2026年Q1 BD交易首付款大致是交易总额的2%-5%。股价破发意味着下游的资本市场和公众投资人不看长期潜在利好，只交易当下亏损。
瑞博生物遭遇这一局面，折射出了当下全球生物制药产业里的分工格局和中国Biotech创企在其中的独特位置。
过去几年，辉瑞、诺华等跨国药企在专利悬崖的压力下加速对外购买创新管线权益。他们已有的重磅药物专利陆续到期，而从靶点发现到临床数据往往需要十年以上的等待，这种等待与季度报表的压力之间难以调和。于是一套全球性的License-out分工格局逐渐形成：早期创新的风险被转移给愿意承担它的小公司，跨国药企则等临床数据出现后出手，用授权协议锁定资产，同时用远低于总额的首付款结构控制自身风险。
以授权而非销售为终点的创新药公司，本质上做的是一门toB的生意。这套运转逻辑并非中国企业独创，Alnylam在拿到第一个FDA批文之前，也曾长期依赖与罗氏、诺华的授权协议维持运转。
而中国的早期Biotech，在当下的时间窗口期叠加上过去近二十年的积累，正成为全球大型医药公司创新管线收购的重要来源。尤其进入2026年第一季度，有数据显示，中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金额达614亿美元。全球范围内，涉及中国的交易占数量的三分之一，占总金额69.7%。它折射出全球生物医药产业紧密咬合的分工合作链条里中国创新的价值在一步步攀升。
而苏州的创新药产业集群2025年潜在交易金额约占全国总量的22.3%，是这一全球分工格局里的重要一极。
一个二十年前连一家像样的创新药企业都没有的城市，为什么能在这一全球分工体系里展露头角？
不同于依托高校科研资源而发展腾飞的中关村生物医药集群，也不同于以跨国药企中国研发总部起家的上海张江生物制药产业，苏州的创新药产业从第一天起就是为“从零开始的归国创业科学家”搭建，它也天然成为了当下全球生物医药领域分工微妙洗牌的最前沿。
02
一个城市产业集群的崛起
2011年7月的一个下午，信达生物创始人俞德超独自从上海赶到苏州，参加苏州市科技领军人才创业工程的答辩会，答辩台上他没有资金、没有设备、没有商业计划书。他的答辩通过了。
俞德超回忆，注册信达之前他考察过三个城市，“感觉苏州更让人放心”。信达创立第二年发生事情某种程度上呼应了这一判断——创业第二年，苏州工业园区管委会帮助信达代建厂房。对一家初创公司而言，这解决了资本门槛最高的那道坎，企业可以把有限的钱用在研发本身。
俞上世纪90年代留美，曾在美国多家知名生物药企担任高管，2006年回国，2011年创立信达，那时中国尚无一款自主研发的抗体药，进口药价高企，普通患者几乎用不起，俞德超想“开发出老百姓用得起的高的质量生物药”。后来，国内首款获批上市的国产自主研发PD-1单抗药就来自信达。
而苏州创新药产业的起步在此前五年就已起步。2006年，苏州工业园区把生物医药列为三大战略支撑产业之一，2007年Biobay正式开园。当时，中国的生物制药两大重镇上海张江和北京中关村早已先行。上海张江从1994年罗氏入驻起逐渐聚集了跨国药企的研发总部，2007年前后的张江，最耀眼的故事是罗氏、GSK、诺华的研发中心。而北京中关村背靠中科院、北大清华，科研院所驱动创新的模式逐渐成型。
苏州的生物制药产业，瞄准的是创业型生态。主导这件事的殷建国提到过BioBAY的定位：“跟北上的园区不一样，从一开始我们就融入了创业基因，引入小企业，慢慢起步。”
这无疑是个赌注，需要不小的勇气和长久的耐心。当时，中国的生物制药制度环境仍待迎来转机。国家药品审评中心积压案件数以万计，一个新药申请等待数年才能获得审评是常态；MAH制度尚未建立，创新药企业必须自建生产线才能申报上市。
时任苏州工业园区分管科技局的杨建中回忆，当时上级领导整天追问这些企业什么时候爆发，他的回答是十年。
BioBay开园同年，在瑞典有过连续创业经历的科学家梁子才回到昆山创立瑞博。他做的小核酸药物方向在全球范围内探索者寥寥，赛道的领跑者Alnylam刚在第一个小核酸药物获批的漫长等待中跋涉。也是同期，杨大俊和他的团队在张江押注了一类当时被主流学界认为“不可成药”的靶点——细胞凋亡通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下投资人撤了，在清盘的时刻杨大俊、王少萌、郭明三个创始人坚守了下来。
转机也来自苏州。2015年底，BioBay园区的元禾原点基金领投了亚盛的一轮融资。“它是政府基金、市场管理性质的合伙人，我们公司当时恰恰最需要这样的合伙人，于是一拍即合，亚盛就来到了苏州工业园区。”杨大俊回忆。今天的亚盛研发出了在多类肿瘤领域填补临床空白的原创靶向创新药，《我不是药神》里格列卫的故事，后来成了讲述亚盛的故事时反复出现的注脚。
亚盛2015年来苏州，本身就是那个时间窗口松动的信号之一。那一年里整个生物制药领域长期酝酿的外部条件开始密集落地。优先审评制度落地，MAH制度试点，审评速度大幅提升。2018年，港交所18A章节打开了未盈利创新药企业的上市通道。俞德超后来把这个阶段概括为三条线的交汇：药政改革、支付体系改革、资本市场改革。春风到来，在苏州的土壤里埋了将近十年的种子陆续发芽。
殷建国梳理BioBAY的发展轨迹描述过一条清晰的技术代际演化线，从早期的小分子化学药、仿制药，到抗体药物、细胞治疗，再到小核酸、mRNA。它对应了过去二十年全球药物研发制造领域的三波浪潮，杨大俊、梁子才、俞德超等创业者被创业环境、资金等不同的因素吸引到了苏州。
而他们所押注的不同技术路线也让苏州构建了一种覆盖多技术路线和代际的产业生态。这种生态里的密度会产生化学反应。苏州创新药圈子里流传一句话，“上下楼就是上下游”，信达生物和亚盛医药，实验室相距不过500米，在2019年就宣布了一项总额2.45亿美元的合作协议，联合开发抗肿瘤联合疗法。
最终苏州在空间上也形成了一张生物医药产业网络，“东药西械”两大园区各有侧重，从研发到生产、从创新药到器械……这也为苏州今天成为创新药发展的典型样本奠定了基础。
03
丰饶之后
两周前，苏州的时安生物与葛兰素史克签下一纸协议。GSK将向时安生物支付5500万美元首付款，以及最高10.05亿美元的开发、注册与商业化里程碑付款，获得SA030在大中华区以外的全球独家权益。SA030是一款处于I期临床阶段、靶向ALK7的siRNA药物，瞄准的是减重药浪潮之后代谢疾病领域的下一个战场。
时安生物将主导SA030的临床开发工作直至I期临床完成，此后由GSK接手。时安生物创始人杨志伟在公告中说，这次合作是对时安“全球领先的小核酸肝外递送技术和研发管线”的认可。
一家成立于2022年的Biotech公司，4年就拿到了10亿美元级别的BD交易，这意味着中国以及苏州的小核酸生态相比2006年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中国在生物科技的能力已经得到了海外巨头的认可。
但不得不提的是，中美两地对交易许可协议也在形成更复杂的认知。
北极光创投创始人邓锋今年4月在一场公开活动中表示，首付款救活了很多biotech，这些企业不用着急融资或上市了。但他也表示希望今后BD首付款占全款的比例平均值能够提升到10%。
国内资本市场则对BD井喷已经越来越淡定。有分析称2024年前后，每一笔重磅BD公告几乎都能带来涨停，进入2025年下半年，市场对BD的反应开始钝化，2026年1月至2月创新药板块在密集落地多个大额BD之后，指数基本持平。
今年2月苏州瑞博生物与美国Madrigal达成44亿美元的全球许可协议刷新了小核酸领域历史的最大的一笔BD交易，第二天瑞博生物股价一度涨超13%，到收盘涨幅只剩6.54%，到3月瑞博的股价跌破了发行价。市场不买单的点在于，44亿是最乐观情景下的远期支票。
而这可能也是整个创新药产业License-out繁荣背后隐忧的缩影。
那些动辄数十亿美元的"总额"，绝大多数是远期支票。中国药企真正到手的，是首付款和早期里程碑。从“卖出44亿美元的交易”到“真正赚到44亿美元”，中间隔着的是整个临床开发、监管审批和商业化的漫长链条，而链条的主导权在跨国巨头手中。因此行业内也不断有创新药公司被割青苗的声音和担忧。
不过，License-out不是中国药企出海的唯一选项。2024年起，一种被称为NewCo的模式开始密集出现——中国药企把某条管线的海外权益剥离出来，注入一家在美国新设的独立公司，获得首付款和里程碑付款的同时，保留这家新公司15%到30%的股权。如果NewCo后续被跨国药企收购或独立上市，中国药企还能通过股权分享远期增值。一些公司如恒瑞、康诺亚、嘉和生物、岸迈生物都有尝试，纽扣资本合伙人李瑞此前提到，接触了很多国内Biotech，他们做NewCo的热情非常高。但大家都还不太知道该怎么去做。
这些动向也是信号。伴随着中国企业在成为全球医药的创新中心之一，整个行业已经在思考这种分工里的位置、分配和主动权的问题。这是产业成熟度的标志，也是产业迈向新阶段的起点。
苏州创新药产业的光谱里已经在酝酿着一些新的答案。
去年10月，信达生物与武田制药就三款核心抗癌疗法达成全球合作，潜在总额最高114亿美元，刷新当时的中国创新药授权纪录。这桩合作里license-out在结构上与此前的授权交易有一个根本性的不同。
信达生物除了获得12亿的首付款，还将获得每个候选药物在大中华区以外的潜在销售分成。合作中最核心的IBI363处于Ⅲ期临床研究阶段，是全球首创的PD-1/IL-2α-bias双特异性抗体融合蛋白，由双方共同推进全球开发，分层授权+风险共担，按照信达生物四成、武田制药六成来分担开发成本。而信达生物授予武田制药IBI363除大中华区及美国以外市场的商业化权益，同时双方将共享在美国商业化IBI363的权益。
俞德超有非常明晰的远景表达，“公司的核心目标是到2030年成为具备全球开发、产业化与商业化能力的跨国药企。”公司正在搭建具备同时开展多个产品、多个国际注册能力的团队，此次与武田制药的合作不仅是管线价值的变现，更是组织能力的练兵。
对于中国创新药企业而言，这条路需要长出新的能力。例如构建全球注册团队，形成符合FDA与EMA的生产标准、在海外建立商业化网络，每一项都意味着巨大的资本投入和漫长的建设周期。信达这样的公司走了十四五年，它仍然需要跋涉。
04
结语
关于位置的追问，并非只在苏州和中国国内发生。
在大洋彼岸，美国产业界和政策圈也开始系统重估对中国生物科技能力的依赖。从BIOSECURE法案到STAT News本月发出的文章，背后指向的是同一个焦虑：当中国创新药企业成为跨国药企“外采研发”的主要来源，生物制药产业链的主动权如何演进。
这种焦虑是对中国创新药能力的反向确认。
一系列数据能支撑他们的焦虑。自2021年起，中国每年新进入临床阶段的创新药新分子数量已超过美国，且差距持续拉大。麦肯锡统计，在ADC、双抗等下一代疗法领域，中国占全球I/II期临床ADC管线的54%，多特异性抗体管线的48%。
在效率维度上，中国药物分子发现阶段的成本仅为美国的20%至30%，麦肯锡的统计同样显示早期研发推进速度较全球同行快2至3倍。中国创新管线在全球的占比从2013年的2%升至30%。去年中国创新药BD出海交易总额首次超越美国。
辉瑞CEO Albert Bourla今年年初参加一档节目中甚至认为中国将在一至两年内在生物技术领域超越美国，五年内使差距永久化。他用了一组让人印象深刻的数字类比，“中国开发分子的成本仅为西方制药的一半，速度却是三倍。一家美国公司在攻克的靶点，中国则有十家公司在做。”
行业内普遍对接下来五到十年的中美生命科学分工做出了这样的判断：美国大概率仍将主导基础科研、FDA全球标准和大药企商业化体系，维持“科学源头+全球商业化中心”的位置；而中国则更可能持续推进更快的临床项目和大量可交易的创新资产，成为“高效率开发中心+全球创新资产供给地”。
新的分工格局还在演化，二十年前在稻田和荒地上开始创新药创业的苏州，依然处在前沿的位置。
梁子才、俞德超、杨大俊们当年各自押注的那些方向，今天已经汇聚成一个产业集群。它的边界因全球产业分工的演进还在动态变化。
但过去二十年延续到当下的探索，已然是中国产业从追随走向创新这个漫长命题里，最值得凝视的切片之一。